从2011年到2018年，上海垃圾分类有着怎样的转变？如今社区推进分类的“瓶颈”在哪，如何解决？经济激励政策，对分类到底有没有帮助？科技型或制造型企业，怎样为垃圾分类“添砖加瓦”？上周五，在“爱芬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2.0”发布会上，政府、业界和学者的畅聊发人深省。

专家认为：要推动垃圾分类，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 新民晚报记者陶磊/摄

从“求别人”到“他找我”

据调研发现，2011年时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困难在于，缺乏动力、推广的方法和技能、社会分类意识淡漠、没有成功案例导致缺乏信心。而到了2019年，上海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并立法，社区的困难已转变为需要更充分细致的规划和思路。

“目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垃圾管理能力不足，比如物业管理能力、居民动员能力、志愿者招募和管理能力。同时，社区需快速建立内生力量，要认识到垃圾分类是自己的事，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承担日常宣传教育监督工作。其三，推动垃圾分类的方法还有不足，比如撤桶并点的方法、设置定时定点的方法、上门宣传的话术、志愿者值班要求等。此外，街镇长效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要避免旨在短期内集中投入资源的运动式做法。”嘉宾这番话引起了台下的认同与反思。

对此，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也表示，目前上海垃圾分类的氛围，和8年前刚开始从事这一行业时已截然不同，已从“要不要分”的意识形态问题转变到“怎么分”的方法论问题。“2011年是我们‘求’社区做分类，要感染他们、说服他们。现在，是很多人主动来找我们请求指导。垃圾分类正改变着每个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暂时的不方便，但这是阵痛，对于成功，我非常乐观。”她表示。

经济激励无显著影响

论坛上，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也发布了针对社区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成果。该研究由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玛丽·哈德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领衔，对爱芬模式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建立了“垃圾分类-意愿-习惯”模型。研究发现，与居民有着情感交流的“上门宣传/上门拜访”，对居民垃圾分类的意愿提高明显，而干净、彩色的垃圾桶也会让居民更接受垃圾分类。

此外，课题组在2017年对静安区共和新路、宝山路、彭浦新村三个街道的20个社区进行研究发现，“仅由保洁员负责”的干湿垃圾分类模式并不可行，而现有的经济激励政策，对社区垃圾分类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对每桶湿垃圾进行补贴，对保洁员分出湿垃圾进行补贴或者通过绿色账户等积分兑换对居民补贴，这三者对社区垃圾分类表现并无显著影响。

研究认为，实施社区垃圾分类的关键要素包括：垃圾分类设施（清晰的标识+垃圾厢房可达）、居民角色认知（各方都同意居民是垃圾分类的主要完成人）、“垃圾分类助手”及值班制度（志愿者、保洁员都可以是助手）。

而针对许多社区缺乏足够的志愿者这一困难，李长军认为，是否可以突破“小区”的范围规划一个志愿者网络，比如同一街镇的志愿者可以在区域内自由调配，补充部分小区的“兵力短缺”。

期待企业创新力量

上海目前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到什么程度了？发布会上，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透露，目前全市规范社区投放点的改造，已经完成了71%。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超30%社区的垃圾分类已蔚然成风。而2011到2018年的七八年间，可能只有15%的社区形成氛围。她特别强调：“‘定时定点’并不是一刀切，通过第三方组织在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方式。”

此外，参会专家认为，要推动垃圾分类，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比如，针对“湿垃圾破袋”这一实际操作中的难题，一些小区居民自发发明创造了“破袋神器”，如装在桶上的铁钩等。但郝利琼建议，一些制造型企业是否也能运用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来为社区系统设计、制造这样的“神器”？又如，科技型企业是否能设计出更易清洗、更节水的湿垃圾桶，例如在桶壁上刷一层油，让它不沾垃圾？“垃圾分类需要更多企业的创新力量来加入，科技要跟上，而不能光靠老百姓的‘草根智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