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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网】精彩回顾|多元参与,助力北京垃圾分类:第九届零废弃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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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5 429

多元参与,助力北京垃圾分类--第九届零废弃论坛10月20日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主办,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乐芬环保公益促进中心支持举办。

2021年,我国迈入了“十四五”时期,多元参与、垃圾治理是垃圾议题的大势所趋。在这个背景下,零盟和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基于过去一年在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及北京市6家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的“助力北京垃圾分类项目”所取得的实践经验,联合发起第九届零废弃论坛。

会议当天,来自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及媒体等近百人参加论坛,参会嘉宾从政策解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垃圾管理优先次序、青少年教育、多元参与、公众倡导等多个维度,通过主题发言、圆桌对话等方式,重点探讨多元共治助力北京垃圾分类、垃圾管理优先次序等话题,为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各类参与方搭建一个共商垃圾治理的对话平台。我们将按照上午和下午的议程,分为两期为大家分享论坛中的真知灼见。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理事、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第四届主席朱仝先生、零萌公益理事安旭先生为本次大会致辞。

朱仝先生说道:正像机构使命中所表达的那样,“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阿拉善SEE由百位企业家发起,至今已发展到近千位企业家参与,已资助了全国超过800家环保公益组织开展工作,帮助了超过400家组织的新生,持续的在各个环境议题中发力。零废弃论坛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由民间发起的关注零废弃议题,特别是垃圾议题方面的重要交流型论坛,大力推动了垃圾分类在技术上、行动方案上、政策制定与法治环境建设上的进程,为我国垃圾分类的发展与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安旭先生代表主办方欢迎嘉宾、同仁出席论坛交流互动。他在致辞中介绍,今年是零废弃论坛的第九届,多年来,零废弃论坛一直秉承着理念领先、视角前瞻、联系一线、深挖广传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致力于打造政府、学界、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共建共赢相互沟通的桥梁与平台。2020年,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与零盟、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联合推出了助力北京垃圾分类项目,形成了环保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加强了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对话与合作。2021年是零废弃论坛战略转型与提升的一年,我们坚信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推进和共同努力下,垃圾分类必将成功,零废、低碳、绿色民族复兴梦终将实现。

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分析与现状介绍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刘建国教授

刘建国教授强调了多元参与是垃圾分类工作现代化的表现。“过去垃圾分类完全靠政府大包大揽、部门单打独斗;而现在我们的设施建设、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国家对于垃圾分类的定位也从垃圾处理,提升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社会文明水平。在新形势下,只有居民、政府、企业承担自己的责任,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才能降低综合社会成本。”刘建国教授说。他还强调垃圾分类的长期目标应当放在可回收物上,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全过程监管,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样才能为回收行业现代化提供支持,走出一条从高投入低产出、到高投入高产出、最终达成低投入高产出效果的道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的问题。

可回收物利用的资源环境权衡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周传斌研究员

周传斌研究员回顾了建国70多年来北京市垃圾量从1949年40多万吨提高到2019年的1000多万吨、而回收的品类呈减少的趋势,并提出:社会采掘了这么多的资源,如何回到社会系统中再利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什么是可回收物?怎样才算有回收价值?”对于这两个问题,他提出,这取决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收益包括可回收物本身的资源价值、可回收物所替代的初次材料生产成本、回收带来的环境效益及其避免产生的垃圾处理费;成本则包括收集运输成本和二次材料自身的生产成本。“政府在合理布局再生资源回收设施的同时,还应科学利用经济杠杆,建立低值可回收物名录、分品类动态提供适量补贴,来弥补环境外部成本。”周传斌研究员建议。

以多元共治提升城市社区生活垃圾治理的可持续能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副院长 谭爽教授

谭爽教授指出,“多元治理”不是自说自话、各行其是,也不能只靠强制。在中国,应秉持“一核多元”的理念,由各级政府领衔,各利益相关方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实现利益调和、持续合作。作为引领者,政府要向社会传递决心和信心,给“好”的垃圾分类指出方向,提供政策引导。作为赋能者,社会组织可以在方法上、人的动员上给社区赋能,做落地探索,并凝聚总结经验,力争上升到政策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生活垃圾治理,也需要政府提供合法性依据,例如《上海市关于社会组织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指导意见》在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中就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提效者,企业需要从技术研发和模式创新上入手,锻铸长板,并与社区、社会组织紧密合作,为垃圾治理提质增效。作为链接者,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的“桥梁”和“马车”作用也十分重要。具体实践时,不应将垃圾分类孤立看待,而要嵌入基层党建、居民自治、低碳社区等其他工作中统筹考虑,积极培育社区内部志愿者队伍,使资源能够彼此协同。谭爽总结到:“多方共治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要达到这种效果,首先是‘各美其美’,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其次是‘美人之美’,欣赏其他相关方的优势和能力,满足对方的诉求;最后大家找到价值与利益共同点,达到‘美美与共’的效果。”

垃圾分类的实践误区与垃圾治理的社会参与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长 毛达博士

毛达博士总结了过去20多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历史教训:症结一、对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缺乏信心。表现为用保洁员二次分拣代替居民自主垃圾分类,用智能机器代替居民分类;但是从资源投入、产出的质量、精神文明建设等多个角度来看,这种替代都是成本高、效果不佳。症结二:把改变看得过于简单,对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的关键因素识别不清。表现为宣传多为标语传单、广场活动、送垃圾桶、垃圾袋等,方式单一,并且认为投放设施对居民越方便越好。但实际上假设象征性的宣传能够带来改变,假设居民不分类的原因是不够方便,但这些都没有识别分类成功的关键因素。症结三:急于求成,对垃圾分类的必经之路看不清或不愿直面。很多地方通过补贴来鼓励居民行动,但是补贴一旦停止,就很容易出现反弹。症结四:顶层设计不完善、多元共治不充分、各方责任义务不明确。例如,有些地方将垃圾分类交给第三方,就当“甩手掌柜”,而第三方处于服务者的角色,很难承担居民动员的工作。又如,由财政支付垃圾费、低值可回收物补贴兜底,而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始终缺位。对此,毛达建议,各方躬身入局,构建稳定有效沟通机制和交流平台,加强对话、链接,并发掘在地榜样的力量,解决真问题。“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相关方参与,这在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期待这些问题和应对方式能在更广大范围内达成共识,这也是今天讨论多元参与的意义所在。”毛达博士说。

影响社区垃圾分类成功的关键因素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长军副教授

李长军副教授的实证研究,正好对毛达博士提出的症结进行了深层次探究。绿色账户是上海立法前推动垃圾分类的主要制度之一,但该制度考核的是绿色账户、办卡率、积分率和兑换率,有的社区统一办卡、每天刷卡,但这跟垃圾分类的初衷发生了偏移。有很多文献提到与传统的发桶、发袋、发传单相比,上门动员效果更好,但其中的原因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对此,他介绍,他们用行为理论的视角发现,上门动员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感的交流,如果志愿者是党员、楼门长,那还包括权威的传递。他们还在10个小区做过干预,设计强调居民责任的定制化传单,志愿者上门宣传,并且让保洁员做二次分拣时避开居民投放高峰期,而不让居民认为保洁员可以帮自己分类;不到一个月时间,分类有效捕获率从22%提升到50%,效果明显。“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让居民认可自身的主体责任。”李长军副教授总结到。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建设部社区垃圾分类案例分享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建设部社区书记 连亚荣

连亚荣书记介绍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在建设部社区垃圾分类中的作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年5月1日正式实施,但要落实并不容易,第一个难点就是撤桶并站。对此,居委会在社会组织阿牛公益的协助下,与物业、居民代表深入调研,发挥社区民主议事会的作用,在选址方面集体决策,并通过致居民一封信,公示点位,与居民签订承诺书,获得居民的认可。此外,居委会在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志愿者带头作用、熟人社区优势的同时,还注重帮助物业保洁员的能力和心理建设,由阿牛公益的专业团队培训如何给居民讲解,并适时进行心理疏导。在撤桶并站一个月之后,垃圾分类工作顺利移交给物业保洁员;而志愿者则从桶前指导变为督导员、巡查员,利用微信群以及每月20日民主议事厅,形成闭环反馈,探索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模式。“自己的家园需要自己守护,社区人责无旁贷。”连书记表示,“我想用曾国藩的三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成事在冀!”

社区垃圾分类上海(爱芬环保)经验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总干事 宋慧

上海市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在上海开展垃圾分类已有10年历史,爱芬环保总干事宋慧先生分享了机构在上海的成长过程和典型案例。在上海垃圾分类的早期,他们主动寻找居委会、物业、业委会这“三驾马车”合作,探索出了“三期十步法”。他介绍到,爱芬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首先与‘三驾马车’中最积极的相关方协作,并调动其他相关方形成工作小组;其次是居民中开展广泛调研,了解本社区的优势和劣势,并让居民对垃圾分类产生预期,征求他们对垃圾分类方案的意见,并邀请他们成为志愿者;第三是定时定点,厢房改造——这能大大提升志愿者桶边引导时与居民沟通的效果,也降低后期保洁员值守的成本。“在做成了多个成功案例后,我们获得了上海市有关部门的认可,我们案例中的党建引领、定时定点等措施都被接纳到上海的政策、立法中。”宋慧先生说。他还剖析到,爱芬早年的一个社区,因为新社区尚未形成有权威的社区主体以及高层无法撤桶而失败,但2019年上海地方性法规出台后,却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建立的考评制度聚焦垃圾分类实效,以街道为对象,进行排名并向社会公示,对社区产生了足够的推动力。“北京的垃圾分类也有多年的探索经验,有很好的设施和法制基础,相信将来也能获得不错的成果。”宋慧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