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柳森 日期：2023-09-04

爱芬环保是一家专注于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2011年前后，它开始与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十余年来，其所形成的一系列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不仅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采纳，成为很多城市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成为业界同行乐于学习、交流的案例。

“如何通过垃圾分类这件小事，使普通人的环境意识觉醒”“如何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垃圾议题的讨论中”“什么样的垃圾分类才是好的垃圾分类”，这些都是近年来一直萦绕在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心头的课题。

日前，她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向记者娓娓道来。

大学里学中文
因热爱自然与环保结缘

解放周一：爱芬环保是一家专注于做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2011年前后开始从事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工作。可否说说你和这项工作是怎么结缘的？

郝利琼：我的童年是在成都平原上度过的，出了家门就能看到田野、山峦、河流。这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天性，都是在那样一个自然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给了我无数的想象，是我生命的源头，也让我始终对自然存有一份天然的热爱与敏感。我深深地认同，美好的环境不仅可以给人带来愉悦，还能带来尊严和慰藉。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曾短暂地在新闻传媒业工作过。后来，因为对环境保护有关切、对社区如何触动人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意识感兴趣，我转入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工作。

2009年，世博会前夕，我所工作的社会组织曾协助共青团、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共同主办“换出更绿色的上海——垃圾分类新理念推广活动”。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让一本“上海绿色账户”成为一次环保新探索，也让我和工作伙伴们发现，在社区推动垃圾分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社区、改变人的意识和觉知的机会。自此，我们便与垃圾分类结下不解之缘。

2011年前后，我们正式开始在上海的社区里推广垃圾分类工作。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就在一个拥有159户人家的高层公寓小区，成功地让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这个案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也为我们之后十年的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让我们非常兴奋。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通过不断的实践，我们探索出了一套在城市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三期十步法”。它详细列明了社区从零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遇到问题后的应对办法。按照这套方法，通常来说，一个社区可以在3个月到6个月内实现有序垃圾分类的基本目标。

2016年之后，这套方法开始走出上海，成为更多城市和组织的选择。今天，在国内很多城市，这些方法已经成为常用的推动手法。这是我们在十多年前无法想象的。

鼓励和邀请市民参与
激发他们对社区的关心

解放周一：陪伴上海垃圾分类工作一路走到今天，你经常要与市民和一线的保洁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打交道。有没有哪个工作中的瞬间令你难忘，激发你进一步完善工作中的理念和方法？

郝利琼：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就说我们进入的第一个小区宝山路街道扬波大厦吧。

当时，我们在推进工作时，常常会手写黑板报，向居民们通报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比如，告知大家当天有多少户居民分得好，有什么需要提醒注意，小区居民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和调整……

有一天，我在写黑板报的时候，有个女孩在我身边看着。看到她看得那么认真，我便与她攀谈起来。就这么一聊，我才得知，她因为得了大病，长期在家休养，“每天在家里待着，很封闭”。我一时兴起便说，“那你和我一起来写黑板报吧”。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后来就真的帮我写过好几期。

这件事带给我很多思考。它让我觉得，即便是一个病中的居民，也是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不同的。无论他的能力、特点是什么，都可以以自己认可、喜爱、擅长的方式，参与社区的某项工作，为打造更美好的家园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认为，垃圾分类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分类工作，带动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和参与，带动居民产生环境意识和责任感，并能将这些转化为长期的行为，才是目的。

像垃圾分类这样的工作，是真正涉及每家每户、每个个体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要真心地邀约、鼓励居民参与。哪怕每个人只能做一点很小的事，由此产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都是很宝贵的。如果他因此和其他居民产生了更多连接和互动，不仅能增强他在社区内的社交网络，对社区这一“共同家园”的命运与发展，也能产生更深的关切与共鸣。

取得了不起的进步之后
如何向“更好的分类”进阶

解放周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开始正式实施，被认为是上海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里程碑。《条例》实施至今，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观察或感受？哪些方面的“进步”是你格外看重的？

郝利琼：《条例》实施以来，上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上海市民因为做好了垃圾分类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很自豪、很有荣誉感。这对于上海打造城市文化来说是加分的。

我觉得，上海的垃圾分类要“升维”，要从“全球卓越城市建设”的维度去看垃圾分类，持续扩大这件事的影响力，包括去持续营造和维护“市民荣誉感”，不断增强市民“获得感”，体现分类的“价值感”，让市民更有信心和动力地去提升分类水平，为塑造更好的上海而努力。

除了城市层面，我认为，垃圾分类给社区带来的具体而细微的改变也非常重要。比如，小区的卫生状况大大改观、景观得到了改善、蚊虫减少、居民投放垃圾的便捷程度提升、社区管理者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和治理格局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了不起的进步。而这些进步也启发我不断地向自己发问：我们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到底什么是“更好的分类”？社会组织该为“好的分类”贡献什么价值？

这样的追问让我和同事们不断重温初心，对垃圾分类的价值、目标和长远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解放周一：你和同事对垃圾分类有了新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

郝利琼：没错。比如，在我们看来，首先，垃圾分类是政府、社区与居民重新建立联结的契机。

对我国城市的基层组织而言，垃圾分类给了它们再次与居民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可以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也可以是更可持续的参与、协商和社区自治。如果垃圾分类最后只是完成了几个数据指标，社区的潜力没有激发出来、居民的参与意识和环境意识没有提升，那就太可惜了。

我的朋友蒋亦凡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与市民签订的环境“契约”，彼此让渡一部分权利，来确保从根源上解决可能存在的垃圾泛滥和污染问题。“如果能够推动社区自治，让制度的实施方式更符合本地、本小区的实情，并进而体恤不同居民、不同家庭的状况，实施有效而无需过分诉诸强制的监督，增进社区环境意识，就有望将垃圾分类行为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说法很有见地，我也很认可。

其次，垃圾分类的长远目标可以不限于减少垃圾焚烧和填埋量，还可以包括提升市民文明水平和环境意识，让大家的内心生发出改善社区环境和城市环境的主动性。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工作，一定可以把垃圾分类工作推向更高维度的发展阶段。

“好的分类”带着微笑
让市民为自己的成果感到自豪

解放周一：什么是“更好的分类”，你心中的答案是？

郝利琼：我认为“更好的分类”可以将以下四个“促进”作为努力目标：促进市民自主性的提升，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全社会垃圾总量降低，促进社会总成本可控和下降。

如果通过垃圾分类工作，可以帮助市民提升环境意识、规则意识、对所生活的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促进社区管理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推动社区内部居民、志愿者小组建立和发挥作用，加强社区管理者与政府、外部组织、居民、周边企业之间的联结与协作，进而促进全社会垃圾总量降低、垃圾处理总成本降低，我们认为，这样的垃圾分类工作就进入了更高阶的发展阶段。

解放周一：在推动“更好的分类”实现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有哪些着力之处？

郝利琼：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会组织的核心是要“积累专业性”，把公共政策的好意真正落实到社区。

社会组织应做推动居民发挥自主性、参与社区事务、关心公共生活的启发者和意识唤醒者，在促进社区活力提升、推动人与人联结、赋能社区管理者方面多作积极贡献。此外，社会组织还可以在打造示范社区、推动垃圾减量教育和减量实践、创造更有效且成本更低的分类模式方面多做研究、建议和探索。

如果我们能更深刻地认知垃圾分类可以带来的社会效益（包括垃圾减量、为社区和市民增能），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相信能够使这项工作更好地、更低成本地持续下去。

解放周一：垃圾分类工作在上海已完成最初的常态化，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如果想让这项工作获得进一步的提升，除了常思“什么是更好的分类”，你还有哪些建议？

郝利琼：“好的分类是带着微笑的”，不是苦大仇深、怨天尤人的。微笑源自自发的认同和支持，源自为自己做得好而感到有收获、有尊严。

目前，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工作把不少注意力放在了考评考核上，但其结果不怎么向居民反馈，主要由物业和保洁人员来承担和改进。其实，应该将结果及时向居民反馈，让他们共同承担考核的结果，一起商量改进的办法。毕竟，居民才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

我建议社区要持续地在宣传上发力，尤其是将每月的各级考评情况以及改进建议，以黑板报、社区日志、居民微信群、社区议事会等方式醒目地公示出来，激发居民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定期反馈的好处在于：在积极的方面，让市民知道自己所获得的成绩，为自己的成果感到自豪；在有待改进的部分，让市民知道可以持续努力的方向和方法；让大家了解并认同，我们的工作会持续下去，不会轻易放弃。保洁人员、物业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或不易，也应该让居民有所了解，一起出谋划策、寻找改进方案。

■《解放日报》记者 柳 森